灯火长明话做人
王利俊
父亲的日记里，“清清白白做人”如星火不灭，
照见了那个年代教育工作者如烛光般纯粹的生命燃烧，
也映照着当下教育战线对精神源头的深情回望与未来期许。
——题记
父亲的这本日记，是突然闯入我当下的生活的。它就静静地卧在父亲那口小木箱的箱底，压在他一摞摞用牛皮纸细心包裹的教案、笔记之下。牛皮纸已然发脆，稍稍用力，便会发出细微的、仿佛时光碎裂的声响。
周末下班时，纪委办主任的再次邀约，让我忽然想起单位的“建廉洁基石 筑清风校园”活动，早前答应过人家一定参加其中的“文字话廉”征文。我在寻找有关家教家风的书籍时，无意间触碰到父亲的日记。封皮是那种早已绝迹的深蓝色布面，上面用规整的行楷写着“工作日记”，下方是“1962年”几个稍小的字迹。指腹摩挲过那粗糙的布纹，一种混合着樟脑、旧纸和岁月尘埃的、难以名状的气味，便幽幽地弥漫开来，将我周遭喧嚣的世界，瞬间推远。
我翻开它，动作带着一种近乎亵渎神圣的小心。我的父亲，那位生于1940年代、中师毕业于1960年代、教育战线辛勤耕耘一辈子、已于2006年早早故去的人民教师，他的青春与热血，他那个年代的声音与光影，便在这一刻，轰然洞开。纸页泛黄，如秋日的落叶，上面的墨水是纯蓝的，因水汽的浸润，有些字迹已微微晕开，像一朵朵极小的、忧郁的蓝花。而就在这片斑驳的蓝色花丛里，一行字，以一种不容置疑的、朴拙而又坚毅的姿态，反复地跃入我的眼帘：“清清白白做人。”
它不是一句口号，也并非刻意为之的座右铭。它更像是从生活的土壤里自然生长出来的筋骨，是那个年代里，一个刚刚走上讲台的年轻教师，为自己生命定下的基调。日记里，他为自己领到的一支新钢笔而欣喜，随即告诫自己，“公家的墨水，只可灌灌公家的文书，自家的信，还是要用自家的墨水瓶”；他记录着某个夜晚，学生家长悄悄送来半篮鸡蛋，他如何追出几里地，硬是塞还回去，然后在日记里写道，“灯下备课，心甚安宁”；......
读着这些，我仿佛能看见，在那一盏玻璃罩子煤油灯的光晕下，一个清瘦的身影，正伏在斑驳的书桌上，一笔一划地，将自己的灵魂，也锻造成那灯焰的模样——虽然微弱，却竭力地、纯粹地燃烧着，只为照亮眼前一方小小的书本，和书本背后，那些更为广袤的人生。
这“清白”二字，在他们那一代人身上，并非悬挂于厅堂的匾额，而是一种呼吸，一种行走坐卧的姿势。它关乎物质的清贫与精神的丰沛。父亲的日记里，满是“白米短缺”、“以玉米代食”的记录，可紧接着的，往往是“今日讲授《岳阳楼记》，‘先忧后乐’四字，与学生共勉，胸中块垒为之一扫”。他们的世界很小，小到只有一所乡村学校，几排砖瓦房；他们的世界又很大，大到家国天下，古道热肠。
于是瞬间破防，肃然起敬中禁不住泪湿眼眶。父辈们的廉洁，那是一种内向的道德律令，是“不愧于屋漏”的慎独，是“天知地知你知我知”的灵魂洁白。那是一种由内而外的、不假思索的“应当”，如同麦苗应当向着太阳，溪流应当奔向江河。这盏从历史深处透射过来的灯火，光芒虽然幽微，却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、执拗的温度，将我——他一直疼爱有加的长子，一个被浸泡在五光十色的现代洪流中的后来者，照得有些无所适形。
我的思绪，不由得从这泛黄的纸页上飘起，穿过时间的帷幕，落到了我所置身的教育战线的现场。这片疆场，今日是何等的广阔繁忙，又是何等的纷繁复杂。我们拥有了父辈们难以想象的物质条件与技术手段，我们的校园，楼宇巍峨，设备先进；我们的课题，动辄关乎创新与国际前沿。然而，这片繁荣的景象之下，那“清白”的底色，是否也如这日记的纸页一般，正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呢？
我仿佛看见，那曾经用以书写知识与品格的讲台，其边界正变得模糊。它有时会延伸为一张张推杯换盏的饭桌，有时会异化成一条条隐秘的利益输送链。学术的尊严，在一些地方，竟可以明码标价；招生的公平，在一些角落，被玩弄于股掌之间。更有那无形却无处不在的“人情”网络，像藤蔓一样缠绕着教育的肌体，试图将公器的领域，蚕食为私谊的乐园。
我们大会小会强调“廉洁”，制定出厚厚叠叠的规章制度，仿佛是在构建一座宏伟的堤坝，用以抵御那名为“腐败”的洪流。这自然是必要的，是时代的进步。可我又隐隐觉得，我们似乎过于倚重这外在的、钢筋水泥的防御工事了。我们测量堤坝的高度，加固它的墙体，却少有人去关心，那被保护的土地之下，那条名为“清白”的精神水源，是否依然丰沛，是否依然澄澈？父亲的日记，像一柄无声的钥匙，开启的不仅是一段记忆，更是一重尖锐的拷问：当外在的约束密如凝脂，我们内心的那盏灯，是否还能不依靠任何外力，而自觉地、明亮地燃烧？
历史客观地看，父辈们的“清白”，源于一种朴素的信仰与匮乏中的坚守；现实针对性地看，我们的“廉洁”，则是一场更为复杂的、在丰裕与诱惑中的主动抉择。前者是基石，后者是大厦。我们不能只满足于拥有那块质朴的基石，却也不能让大厦的构建，忘却了基石的所在。这或许正是我们今天，在这个喧嚣的时代，重新倡扬“清风校园”的本意所在——它不仅仅是为了防范与惩处，更是为了寻回与激活。激活那种将“清清白白”视若生命的内在自觉，让那盏煤油灯的光，能以另一种形态，在今天灯火通明的校园里，同样地、温暖地亮起来。
由此，这“清白”二字，便又生发出了第三重意义——关乎未来，一种可期的传承。教育，究其根本，是“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，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”的事业。我们今日在校园里播撒怎样的种子，明日的社会便会收获怎样的林木。若我们能将这本日记里的精神，将这份“灯火”的意象，不仅仅是作为一段怀旧的往事来凭吊，而是作为一种活的、可传承的文化基因来培育，那么，希望便在其中了。
我想象着，在下一次的“形策课”上，我或许可以暂时搁下预定的教案，给孩子们读一读这本日记里关于“一支钢笔”、“半篮鸡蛋”的故事；我想象着，在某一场“概论课”上，我或许可以组织学生们辩论，在今日，何为“富足”之下的“清白”，何为“聪明”之上的“正直”？！
那盏来自1962年的煤油灯，它的光，或许无法直接照亮我们今天所有的道路，但它至少可以作为一个坐标，一个关于精神海拔的提醒。它告诉我们，无论技术如何迭代，世象如何变迁，教育这片土壤，最根本的养分，永远是求真、向善、尚美的精神。守住这份“清白”，便是守住了教育最珍贵的初心，便是为我们民族的未来，积蓄最深厚、最可靠的力量。
夜深了。台灯的光，洁白而恒定，将书桌照得亮如白昼。我轻轻合上父亲的日记，那深蓝色的布面，在灯光下显得愈发沉静。那盏属于1962年的煤油灯，早已在岁月的风中熄灭了。然而，就在这合上日记的刹那，我却分明感到，有一点光，一粒极其微弱、却又无比坚韧的星火，已从那泛黄的纸页间悄然跃出，落在了我的心上。
它没有言语，只是静静地亮着。而我深知，接过它，让它在我的时代里，以我的方式继续燃烧下去，便是我——一个教育战线上后来的行走者，无可推卸的、光荣的使命。
这灯火，必须长明。而“清白”，当为永恒的执念。
